人類學家、田野和家庭:我在斐濟田野地結婚的故事

文/圖:林浩立

(轉載自人類學視界 第七期)

人類學家常常給人一種「一人軍團」的感覺,單槍匹馬闖入世界的角落,然後便長時間駐紮異文化中,彷彿在自己家鄉沒有任何牽掛和羈絆。這,當然是個錯誤的印象。人類學家也是人,當投入田野地的社會親屬關係中的時候,留在家鄉的人際網路也依然牽連著,勾動著他們,甚至影響他們在田野地的身份與在當地人眼中的觀感。從人類學家踏入田野的那一刻開始,這兩個世界就不再是分開的了。有感於人類學家與當地人的關係已不斷被反省,與自己家人的關係卻彷彿不存在一般,太平洋社會人類學學會(ASAO)在1992、93連續兩年的年會上便舉辦了以「人類學家和家庭」為主題的非正式座談會,邀請曾經陪伴人類學家一同前往田野地的家人,或枯守寒窯經歷漫長等待的另一半,與人類學家對話分享經驗。最後會議上的文章被集結出版成Fieldwork and Families(1998)一書。編者Juliana Flinn提到,這兩場座談會簡直變成心理諮商大會,對家人的歉咎和思念、把小孩帶到陌生田野地的罪惡感、不能前往田野陪伴對方的挫折、愛上當地人的惶恐等情緒,伴隨著淚水當場宣洩出來。

即使是田野工作方法的發明者Malinowski先生也無法迴避情感的波瀾。1916年三月Malinowski在Trobriand群島的第一次田野結束後回到澳洲墨爾本,在那裡他認識了未來的妻子Elsie Rosaline Masson。他們很快地便開始通信,包括Malinowski從1917到1918在Trobriand長達一年的第二次田野期間仍持續不斷。有讀過Malinowski日記的人一定可以看到他在田野中是多麼地思念“E.R.M.”:「在蚊帳中我開始思念E.R.M.,我極度地想要她,但是我的思緒並沒有掉入情慾的陷阱。當離開時我把凡士林抹在我手上,這個小動作突然挑起我感官和情感上的渴望 – 我想到我們倆再次的相聚,相視的熱情,還有她的身體。」(01/04/1918)值得一提的是,Elsie在Malinowski田野結束後還幫助整理Trobriand的田野資料,倆人新婚之後Malinowski在她的陪伴下緊接著開始民族誌的寫作,結果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在1922年出版時,首頁寫的卻是「獻給我的朋友和指導老師:C.G. Seligman」。相較之下Malinowski的學生費孝通還更深情些,他的首部大作《江村經濟》的首頁就題著:「獻給我的妻子王同惠」。不過這背後有一個非常悲戚的故事,在此就不贅述。

我的家人在一開始就跟我的田野地密不可分。2006年還沒進博士班前我已選擇斐濟作為我的研究區域,但卻還沒真正一探其奧妙。暑假時藉由一個短暫的契機,我和父母以遊客的身份來到這個南太平洋的觀光聖地,順便「逛田野地」(我稱之為fieldsite window shopping),找尋一個合適的長期研究地點。在度假村、飯店、椰子樹和沙灘的宜人外表之下,我還是找到了一個地處偏僻、位於海邊、正努力保育自己生態環境的純樸小村落,而我的父母也很快地和一位村民結為好友,至今他們的合照仍被掛在村裡的某一面牆壁上。至此之後,每一年我來到村落,他們都會問:「你爸媽怎麼沒有一起來?」2007年五月我第一次住進村落,被收養在一戶人家中,我也因此多了另一個家庭。我的父親是Mika,Nasolo家族的領袖,我的母親叫做Sia,從附近的大村落嫁過來,是村中公認的廚藝高手,我下面還有一個今年17歲的弟弟Ropate,好動愛玩,話講個不停,但心地善良。嚴格說起來,全村都與我有親屬關係,我自己也嚴守斐濟的親屬規範,不隨便與未婚少女相處互動,只與年輕男性一同行動。與我有「玩笑關係」的家人或是女性長輩時常互相促狹戲弄,對男性長輩則態度恭敬。很快地,我二十尾的年紀開始讓初識我的斐濟人劈頭就問:「你結婚了沒有?」斐濟男性十四歲之後就開始會有自己的田地,十八歲之後就應該要獨立準備結婚了。而單身漢面對這個問題,你的回答不能是「沒有」(sega),而應當是「尚未」(se bera)– 因為結婚是斐濟人生命歷程的預設值。

2010年底在進入另一段五個月的田野之前,我和女朋友宇韻在台灣訂婚了。我曾經也想過帶她到田野長期居住,但一方面她的工作已經穩定下來,二來未婚男女在一個斐濟天主教的村落中同居也不太好看(雖然在當地這其實是很普遍的事),所以始終都是我獨自一個人去做田野,深刻體會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那份牽腸掛肚。訂婚之後,我突發奇想,何不在我的斐濟村落舉辦婚禮呢?我在島上待了這麼久,喪禮去了不少次,倒是從來沒有參加過斐濟的傳統婚禮,無緣見識婚禮上基督教信仰如何融合斐濟傳統文化、親屬網路如何動員安排、禮物如何在儀式後被分配交換‧‧‧啊,人類學毛病又犯了。應該是說,我希望能給宇韻一個獨一無二的婚禮,並且將她介紹給我的斐濟家人和村民。於是我就先出發去做田野,告知村民這個喜訊,讓大家有時間準備婚禮,她則利用農曆新年的假期和我父母(她的父母因工作無法前來)和一位與我同做太平洋研究的博士班同學一同飛過來,辦完婚禮住個四五天後再回台灣。

當我跟斐濟家人和村民告知這喜訊時,他們立刻開始煩惱一個問題:不是教徒的我能夠在村落的天主教教堂結婚嗎?由於我從小在台灣受過一位天主教老師的教導,對教義並不陌生,因此便主動表示願意受洗成天主教徒以解此難題。隔天晚上,村落的宣教師(vakavuvuli)過來找我,開口就說:「聽說你想成為教徒,很好,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懺悔你的罪。」天啊,這不就是人類學家Joel Robbins的Becoming Sinners嗎?接著他開始為我上起神學課程,教導我各種可長可短的斐濟話禱告詞,最後吩咐我儘速去找島上的紐西蘭籍神父Crispin表達成為教徒的意願。Crispin神父在島上已經服務了17年之久,會說流利的斐濟話,深受當地人的敬重。我去找他向他表明我的狀況時,他很快地看破我的心意,跟我說:「如果你是為了結婚才成為教徒,那大可不必,我還是可以為在教堂為你舉辦世俗婚禮。」Crispin本身對地方歷史文化有濃厚的興趣,在交代完婚禮相關事宜後,我們便就斐濟文化的幾個主題聊將幾來,相談甚歡。

精神方面的問題解決了,現在輪到麵包。跟台灣的婚禮一樣,斐濟的婚禮一樣要做得漂亮,不能讓主辦的男方失面子,同時也要讓女方感到被尊重。正常的程序是一開始男方要帶著珍貴的鯨魚牙齒(tabua)到女方的家族中提親(i lakovi),如果女方已經懷孕了,則要同場加演道歉儀式(i bulubulu),所獻上的鯨魚牙齒也會更多。不過我這個步驟在台灣已經完成了,接下來就是要準備新人洞房禮物交換的儀式(i tevutevu)。在這儀式中,以女方親屬為主的親友會獻上全新的枕頭、棉被、蚊帳、草蓆,成堆放在新人房間,最貴重的留下給新人,其餘則分配給來參加婚禮的親友。由於我的婚禮沒有女方家人到場,村裡一位女性表示願意幫我製作珍貴的草蓆。她已經有了香蘭葉,但我必須幫忙購買其他材料。之後幾天,我像娘兒們一樣常去島上只有女性會逛的縫紉店,買五顏六色的毛線(kula),用來縫在草蓆上做裝飾。在婚禮前幾天我終於看到了成品,上面不但繡有我和宇韻的名字,還有代表我的田野島嶼的火紅花朵圖案。現在在台灣我每天還是睡在這張草蓆上。

婚禮的宴席(magiti)則是最需要花費心思的地方。媽媽Sia跟我說,食物一定要能夠宴請全村,不然不好看。由於我的斐濟家庭並不富有,我表示願意負擔這些花費,但Sia堅持他們也必須有所貢獻。於是我就看到她如何透過層層的親屬網路,請到姊姊的女兒幫我製作樹皮布婚禮禮服,找到自己娘家村落的捕魚團隊為婚宴準備海鮮,透過夫家女性親屬搞定婚禮的小飾品。Mika也利用村落之間的聯繫幫我找尋婚宴上最重要的豬隻。那時候正是聖誕節和新年剛結束不久,許多豬隻在幾個慶典上已被烤來吃,造成當時一豬難求。我們利用好幾天的下午徒步到鄰近各村詢問是否有豬隻要賣。那時候豬價飆漲,一隻肥豬開價500斐幣。最後我們退而求其次訂下兩隻100多斐幣的中型豬(Mika在背後咒罵著那些不願意降價的親戚),又到了另外一村訂購100公斤的牛肉。我斐濟父母跟我說,斐濟的宴席上如果沒有豬或牛,即使再多雞鴨魚肉也不值一哂。

宇韻和我父母一行人抵達後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到各村中把債務贖清(本人經費不足),100公斤的牛肉,外加一顆雙眼圓睜的牛頭,以及兩隻豬稍後便分批送達。婚禮當天早上,二月的豔陽照著各方送來的芋頭,成堆擺在廣場,以竹頭和鋁浪板組成的棚子迅速搭起,我那熟知太平洋禮數的博士班同學帶來了一綑花布把會場布置起來。婦女們身著太平洋連身花紋禮服,或幫宇韻打扮,或切菜剁肉,升起火立起三個大鍋攪拌著;年輕人殺豬削芋頭,挖坑準備地下烤爐(lovo);男性長者陪伴Crispin神父喝卡瓦胡椒水(yaqona)閒聊;唱詩班在教堂引吭排練。大家依性別、年紀、家族,各司其職,沒有任何指令,沒有絲毫紊亂。外國的NGO工作者時常抱怨斐濟人懶惰,但在這協調的人力景象中,懶惰似乎只是一種文化偏見。稍後我和宇韻便裹在樹皮布禮服中,在Crispin英文與斐濟話夾雜的祈禱和教誨、以及空心吉他伴奏的詩歌中、在我兩個家庭的父母和村民的見證下完婚。

在古巴做共產主義下家戶經濟策略研究的澳洲人類學家

Anna Cristina Pertierra表示,她是在嫁給一位當地人,準備自己田野地的婚禮中才真正瞭解在有限的商品配給制度下,如何利用人際親屬關係來生存。我則是透過自己的婚禮看到斐濟人的村落親屬網路如何動員起來,完成一個在別的地方可能需要經過縝密計畫、不斷有人發號司令的工作。但這不是重點,我最欣慰的是我兩邊的父母能夠結識,還有我的另一半能夠親自看到我的田野地,知道當我獨自在做田野時,我身處在怎樣的文化環境、跟怎樣的一群人在相處打交道,一同去種芋頭、喝yoqona、上教堂、為下一餐打算。除此之外,我也能夠藉此機會探索我在田野地不同的身份,拓展不同的可能性:一個已婚男子、一個天主教徒、或是一場儀式的主角。婚禮之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清晨,我爬了那段已經爬了不知多少遍的陡坡,來到簡陋的公車亭等車。村中另一個家族的領袖長者Elia和要上學的年輕學生早已坐在那邊。我平時沒有跟他有太多的互動,但是那天他突然半開笑地對著大家說,「阿立已經不再是年輕人了,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!」(O Ali sa sega ni cauravou, e dua na turaga dina!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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